真相是不存在的，存在都是关于真相的证据

我觉得王思睿的四个象限还是比较客观的，更容易被各方所接受。我觉得小陈（陈永苗）的派性判断比较强烈，老陈（王思睿）的派性比较开明和宽容。当陈永苗在批评汪晖有一种哲学王、思想王概念的时候，他其实也在做裁判。这种裁判心态一旦编一个杂志，会比汪晖强烈得多。
王思睿先生倡导左派、右派联合起来，共同争取思想自由，共同争取言论自由。但是，我的感觉是，派性色彩对于很多人是渗透到骨子里的，一出口全是派性色彩。你会发现，这一派觉得那一派疯狂，那一派觉得这一派疯狂，这里就肯定带着极强烈的派性色彩。自由主义者经常声称，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自由主义还声称，不要怀疑人的动机，不要侮辱人的人格，要尊重对方平等讨论的权利。但是，今天这里有些自由主义做不到这一点。上来就是这样那样，都是带有人格侮辱色彩的东西。汪晖今天不在这里，如果他在这里的话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一点点地说，到底《读书》发行量下降还是上升，到底长江图书奖是怎么回事。严格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，真相是不存在的，存在都是关于真相的证据。从证据到真相，这中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，一条从此岸到彼岸的鸿沟。这是康德的不可知论。所有人围绕证据说话，真相已经消失了。但是，如果真的到这个地步，实际上沟通是无法进行的，因为真相不存在，证据又都是被观点所编织的，那怎么沟通呢？所以，虽然我很希望理解王思睿的意思，希望左右派能够沟通。但是，我感觉到，左右两派骨子里不可沟通的东西，实在是太严重了。
当陈永苗说八十年代《读书》是公器的时候，恐怕当时就有人不同意。。相反，当汪晖接任之后，一派觉得《读书》成了公器，而另外一派觉得《读书》成了私器。这只有在更广阔的视野里才能看得到，在派系视野里边看不到。今天的会议很好，是不是有公开的价值？我觉得要公开的话，对某一派很不利。当然，这一派也许觉得真理在手，不在乎。那好，最好把这种言论都公开出去，广大的公众自有判断，。实际上我希望保护某些朋友，那怕他和我不是一个派系的。
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，阳光是最好的清醒剂，阳光是最好的公正剂，一切这样理解比较好。当然，我理解形成这样一种左右难以沟通的局面确实有个人经历上的问题。既有阅读经历上的问题，也有思想经历上的问题。通过一次辩论达成一致，难度是非常大的。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能沟通，我也相信一定会有一部分人能够沟通。我希望沟通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。像学术中国网举办这样一个会议，多多少少对推动各界沟通有好处。
《读书》事件讨论就是一件好事。无论左派怎么气愤，右派怎么高兴，无论是中派怎么样看不懂，无论是怎么样，都是可以的。今天这个社会最缺少对公共话题、公众事件的关注，这个关注在今天是远远不够的。今天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，大家都容易忽视公众话题。以挣钱为中心，忽视公众话题，这远比左派右派之争来得更加重要。如果让更多人关注社会公众话题，出了再多的左派、再多的右派也是一件好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