闲访国子监有感

　　时值数九寒冬，信步闲访国子监孔庙。
　　
　　第一次到国子监时，我还在读大学，孔学童蒙未启，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没留下任何印象。大学毕业时，登泰山，游曲阜，仍徒览其表，无所感触。曲阜街头熙熙攘攘，与各地无异。孔府、孔庙如同出土文物一般，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联，也和我的思绪相去甚远。我并不知道，当我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时，其实孔子就已经进入我的血脉了。我原以为，这是毛泽东式的激情，是革命者的血液在流动。更何况，毛泽东晚年承“五四运动”“打倒孔家店”之余愤，尊法批儒，与孔子不共戴天。作为毛泽东的热烈追随着，我也自然将儒家思想视为粪土。
　　
　　然而，随着阅历的增长，我感到自己在一天天地理解孔子，接近孔子。孔子《大学》开崇明义要培养新人，这种新人以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为最高理想，以“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”为立身之本，能够舍小家，顾大家，先义后利，舍生取义，和毛泽东所要培养的共产主义新人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。毛泽东从小受过“四书五经”的教育，所诵读的康梁作品，所仰慕的谭嗣同、陈天华等人，都是能够践行孔子思想的真弟子。因此，毛泽东不可能不受孔子思想的熏陶。在我看来，这还正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追求更加真诚，更加炽烈的思想源头，也是毛泽东能够洞察人心、烛照幽微、开天辟地的思想源头。有人曾恶意评论毛泽东“行孔孟之道，执秦始皇之法”。如果排除其中的恶意成份，此话就不无道理。孔子思想有双重性，既有追求大同世界、改造现实的一面，又有立足小康社会、向现实妥协的一面。事实上，毛泽东吸收并发展了前者，批判并最大限度地抛弃了后者。总的来看，孔子本人更注重前者，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，官方所注重和利用的则是后者。孔子追求的是王道乐土，但不幸被后来的帝王们用来作霸道的装饰，并且成了士人们升官发财的敲门砖。但是，这种结局并不能怪孔子本人。正如基督教后来成为神父、牧师们聚敛钱财的工具，我们不能怪耶酥一样。
　　
　　上升一个高度，只要人是感性和理性的复合体，感性和理性之争便永远不会停息，而由这样的人所构成的社会也就永远少不了儒法之争。儒家代表着人的理性面，要求克制欲望以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，以及人内心的平和；法家则代表着感性面，他们对理性不太相信，宁愿让各种欲望相互制约来实社会平衡。因此，“斗私批修”其实与儒家暗通；而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”则与法家神交。所以我想，当毛泽东身后与孔子相会于冥冥中时，两人可能会冰释前嫌，引为同道的。
　　
　　在这一高度上，不仅东方社会有儒法之争，西方社会也同样如此。古罗马帝国崇尚法治，贵族生活酒池肉林，精神生活却十分贫乏，终于腐朽衰落而亡。继之而起的则是要求克制欲望的基督教各国，清心寡欲成为时尚。但是，为时日久，基督精神堕落，教会生活荒淫无度。然后有文艺复兴，重倡欲望，重兴回到古罗马的法家轨道上。
　　
　　如果说中国与欧洲有什么不同，那应该是中国从春秋时期起，儒法两家互竞雄长，切磋砥砺，相互牵制，各得其位，从而使社会能够较好地处理“改革、发展、稳定”的关系，在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里，经济、技术、人口、文化水平都曾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。
　　
　　由于西方社会演进中的一次基因突变，即工业革命，中国的技术和经济地位突然间一落千丈，致屡屡遭到西方侵夺。又值王朝衰落期，皇权旁落于宫内妇人之手，士大夫阶层回天无力，便将一腔怒气撒向所谓“传统文化”。在严复笔下，“中国尚和，西方尚争”成了传统文化的大罪。其实，文化的主要功能就是尚和，西方的基督教比儒家更尚和。商业则自然尚争，中国每于王朝末期总是土地兼并，高利贷夺人妻女田产，岂非尚争？其实，每一个社会都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三大子系统，经济系统必然尚争，政治和文化系统只能尚和，这样社会才能平衡。如若不然，则两极分化，乱自相随，何来“日进无疆”，永治不乱呢？
　　
　　遗憾的是，严复式的简单化思维后来成为全民族的潜意识，思想界不定期对中国文化一次又一次地鞭尸，甚至将兽欲膨胀的罪恶都强加到本来要求克制欲望的儒家身上，最终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泛滥和对西方无条件地膜拜。
　　
　　如此想来，不仅感慨系之。此时的国子监比严冬更加清冷，寥寥几个游人漫不经心地完成着到此一游的任务。这其实是中国文化（其实也是世界文化）的严寒期啊！抚摸着一块块年深日久的石碑，我仿佛看到了一千多年来一代代才俊曾经怎样皓首穷经地攻读诗书。无论如何，这至少是一个有克制、有安宁的时代，是一个人性几度高扬的时代。对比当代兽欲泛滥的世界，瞻望环境危机，资源枯竭的前景，我怎能不油然回望孔子呢？
　　
　　2003年1月10日